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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左派”黄秋生:毛泽东不完美 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

2013-04-17 15:30:40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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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黄秋生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左派,从小看《红旗》杂志,背毛主席语录,家里挂着毛主席像。几个月前,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,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。

黄秋生

  黄秋生一直是香港电影圈一个特殊的存在,不论形象还是性格。他是香港长大的混血儿,从小的偶像却是毛泽东;他显得霸气个性十足,却坦诚自己“最随波逐流”;他对电影几乎来者不拒,却大声批评别人的“烂片”;他认真学过戏剧理论,却鲜有代表作品;他对社会怪相大声嘲讽,却很能接受社会和圈子的规矩。

  黄秋生老了,脸上肌肉下垂,显出严肃、刻薄的样子。为电影《叶问:终极一战》中叶问一角,他瘦了28磅。瘦让他更显出老态。

  为叶问,黄秋生还学习咏春,拜过师傅,比划起招式。这个烂片起家的影帝,终于在51岁在“大片”中得到了一个像样的主角:他不持刀,不变态,不奸杀女人。

  《叶问:终极一战》的监制冼国林说,黄秋生身上有叶问的气质。影片中,晚年叶问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,“立身树为模,本固任由枝叶动;处世钱作样,内方还需外边圆”,作为自己一生的写照。

  而《叶问:终极一战》上映两周,反响平平,观众把三个版本比照,“黄秋生的咏春打得完全没有梁朝伟有气场,拳头也不如甄子丹硬”。

  黄秋生不解地皱起眉头,“为什么说不好?谁说不好?哪里不好?”

  他用一种近于耍赖的态度,抗拒着有关叶问的一切批评。这个“烂片之王”,面对叶问,第一次显示出洁癖。

  4月的香港,气温已过25度,而黄秋生穿着黑色羽绒马甲,人群中非常突兀。他身上也是这样充满矛盾。他总是在反抗,和自己,也和周围的环境。

  不合时宜的影帝

  黄秋生说,自己只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巴,而那个年代的繁荣他并未分享到。

  整个80年代里,香港电影上承新浪潮,下启无厘头,题材众多,富有娱乐性。《旺角卡门》让人们认识了王家卫;《警察故事》成就了成龙;《鬼打鬼》让洪金宝开创灵幻片的潮流;新艺城、嘉禾、德宝三家电影公司平分秋色,缔造了一个香港电影的巅峰时期。

  那时的黄秋生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演员。1985年,电影《花街时代》里,23岁的黄秋生本色出演一个中英混血、时常被骂为“杂种”的轻佻少年Jimmy.

  提起亚视训练班毕业后签下的第一个电影合约,黄秋生至今记忆犹新。合约上他的名头是“特约演员”,在香港,“特约演员”意味着跑龙套,跑一天4000港币。

  “我看着‘特约’两个字心里面很难受,想想4000块,拿了吧”。黄秋生说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,我会有一天成为影帝。

  80年代末90年代初,中产口味的电影慢慢流行,各种类型片无所不有。而那时同期出来的刘德华已经是TVB力捧的偶像,《旺角卡门》让他拿到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;角色多为有情有义、英气未泯的人物。相比同时期,黄秋生出演的片子则是《神行太保》《发达秘笈》《绝桥智多星》之类,角色多为配角或客串。

  1993年,和自己同龄的青年导演邱礼涛找到黄秋生,希望他出演《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》里变态杀手一角。影片充斥着血腥、暴力,气氛凶险。可当黄秋生戴上黑框眼镜,不带表情的包起人肉叉烧包时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部被他视为“烂片”的电影,竟为他拿下人生中第一个香港金像奖影帝。

  而黄秋生提起叉烧包却非常抵触,为那个活色生香的变态羞愧不已,“神经病!”时隔20年,他大口骂道。他仍然没法接受这个成功。

  在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,黄秋生只留下了艳情电影、三级片,数十个配角和一部《人肉叉烧包》,“我对那个时代不满意”,黄秋生说。

  欲罢不能的“烂片王”

  而比获得影帝更意外的,正是从那年开始,1993年直至2001年九年间,港产片一路低靡,票房由10亿元萎缩到4.5亿,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一落而至2000年的150部。这其中不乏西方电影的冲击,加上盗版的打击,政策的限制,香港电影一路走低。

  影帝头衔不但没带给他更好的机遇,反而减少了他的片约,“人家以为你是影帝,肯定会要很高的价钱,一般的片子就不会找你。”

  获奖第二年开始,为糊口计,黄秋生开始大量接烂片。最初接烂片时他已经有过死的想法,“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,住的地方楼层很高,有一个玻璃顶,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,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。我就想:跳下去吧。可跳下去我妈怎么办?”为了打消这个念头,他两三天就给邱礼涛打个电话,电话那边邱礼涛安慰他“你很强的,你没事的,明天就好了”。

  “我活不下去了,我情愿不演戏,太离谱了。可是回家一看,小孩那么小,房子又没供完,然后就病,病了更惨,样子像怪兽一样。”1997年,黄秋生患上严重的甲亢,眼睛突起,整个人胖得失去轮廓。

  真正到了最窘困的时候,他反而不想死了。

  黄秋生决定去英国学习。课程里,老师要求每个人扮小丑,真诚地嘲笑自己,这种训练对黄秋生来说是第一次。他试着放低自己,嘲笑起自己生病时的样子:“笑自己眼睛突出来,样子长得好怪”。

  “戏剧心理治疗,真的有这个科目!”黄秋生感叹说,他掰着手指,“戏剧训练”“戏剧心理研究”,他娴熟地数起教室里的一套体系。

  病愈再演烂片时,他变得松弛了,甚至学着跟自己的不满意相处。

  他不承认烂片对自己的损耗,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你,他缺钱,现在也缺。烂片就是他糊口的基本。而说起别人的烂片,他却总露出明显的讥讽态度,“明明是一个大美女,看上去却是一个大妓女……”

  至于为什么别人不能拍烂片,他拍却没问题,黄秋生自有解释:“有人没饭吃,捡了烂菜回来,煮出来很难吃;你是大老板,你有很多钱,煮出来的菜和他一样难吃,怎么比?”

  这时的梁朝伟、刘德华,甚至比他年轻的刘青云,都已经风生水起。黄秋生心里又很不平衡。“我只能算是不饿,那么多人可以吃饱,吃吐!我连刘青云都比不上!人家一部电影投资800万到1000万,我的电影是100万到200万的。人家一部戏拍两个月,我一部戏拍3天,怎么比?我只能非常努力的工作,保持我这个位置不死”,他清楚自己“一直跟在他们后面,从来没有列在他们中间”。

  一次香港电影回顾的影展,主办方为每个演员都做了一个作品清单,公示在展板上,“我看到吴镇宇,再看看刘青云,喔,这么好!再看看我自己……”他一边向下看,一边头一直低下去抬不起来,“回去的路上,心里真的很难受”。

  黄秋生承认自己“是非常的随波逐流”。可运气这东西却一直作弄他。身边该红不该红都红了,只有黄秋生,仍然温吞吞演着他的配角。1990至1999年间他演了112部片子,《勾魂恶梦》《强奸陷阱》《猛鬼食人胎》《溶尸奇案》,没有一部留下印象。出道30年,他共演过300多个角色,大部分都是烂片。

  “我为什么没有机会?没有运气?那么多演员根本不努力,不会演戏,就红得那么厉害,我拍得那么努力,为什么票房没有,奖项没有,什么都没有?”黄秋生对运气充满抱怨和不满。

  一边是摇滚,一边跑左派

  那段时间黄秋生开始玩儿摇滚,大声倾诉着他对大环境的不满意。

  1995年,黄秋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支离疏》,这个颇为晦涩的名字,取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,是个下巴低到肚脐,肩膀高过头顶的怪人。唱片封面赫然印着一行英文:“Have a Nice Day Fuck Someone”。音乐张狂,歌词粗野,带着颓丧,讲着他对社会的诸多不满“我无秩序,又多饮醉,我个样生得像火山堆”。在《完全自杀》里,他用低沉、阴郁的念白,喃喃说着对死亡的迷恋和向往,“迷上了永远黑色,迷上了永远空虚,迷上了血染刀锋,迷上了断气之间”。

  2000年后,香港电影更显沉寂。成龙、吴宇森、周润发都去了好莱坞,直至2003年,港片全年在影院上映的仅有77部,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。

  大量香港导演、演员,开始顺应时势北上拍片。黄秋生也开始和内地、台湾导演合作。2007年,黄秋生接拍了两个和他以往很不一样的片子,《老左正传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

  这也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。也因如此,他在内地观众中的形象“正经”许多。

  电影《老左正传》里,黄秋生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,他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,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去天安门广场拍照。

  导演赵良骏选中黄秋生,因为黄秋生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左派,从小看《红旗》杂志,背毛主席语录,家里挂着毛主席像。

  事实上,左派在香港的数量不算少。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,第一次在1970年代,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,左派占1/4;香港现有700万人,左派超过40%。

  在黄秋生的少年时代,1/4的左派算是小众。黄秋生从小很叛逆,家穷的他,一直想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动。他甚至想了一套很完备很理想的体系。18岁的某一天,他在书店发现一本书,书上讲的居然跟他想的那套东西一模一样!他翻过书皮,上面赫然写着《空想社会主义》。

  那时左派在香港叫“跑”左派,受港英政府打压,左派书店陆续搬入地下,得到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很难的事,要去留欧学生开的地下书店。而他并不知道,彼时的大陆,“毛选”无处不在。

  “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、买像章、买五星旗”。黄秋生那时觉得无政府主义简直酷极了,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内地参加共青团。如今提起这个曾经的梦想,黄秋生一手扶着头,一手拍桌子,笑得不堪回首。

  几个月前,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,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,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毛泽东并不完美”,接着又有所保留地说,“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……”而做这个决定,他用了好几年。

  我满意我的不满意

  2010年起,黄秋生更多和内地合作拍片,不乏大制作,《精武风云》《四大名捕》《鸿门宴》等,他开始克制地接烂片。他说,叶问是自己迄今为止最“满意”的角色,而这种“满意”,在黄秋生的演艺生涯中绝少发生。

  他最常提起的词是“不满意”。对时代不满意,对自己不满意,对行业不满意。他始终对社会抱着激烈的批判态度,也不满意任何他所处的年代,“这个时代很荒谬,如果你不开炮,你就是共犯。”

  只有一件事他是满意的:“我对我不满意这件事儿很满意。”

  他也不掩饰,在不开炮的时候,感觉非常孤独。

  从十几岁起,黄秋生就在一直在想改变自己,直到现在,他才大概找到自己该有的样子。“我曾经被肤浅、简单、原始这些东西牵着走过,就是那种一般底层会有的本能。看到人家有钱,我就想抢;看到好吃的,我就想吃;看到女孩子,我就想要。”他一点一点纠正自己,从不买彩票开始。他讨厌被任何东西牵制,包括希望、侥幸。

  早年的黄秋生喜欢展示伤疤。他在报纸、杂志、电视上,反复讲起自己被脱光衣服、罚站操场受辱的经历,幼时被骂杂种的生活,讲起不清场的三级片现场。而现在,他绝少提起裸露、伤害、贫穷及孤独。

  黄秋生越来越满意现在的状态。“早年在片场我有什么事情要发言,没人听我,我就不停地‘哎!喂!这样可以吗?’现在我连讲都不需要,我坐起来,那边就有反应;我走过去,那边马上‘知道!知道!知道!’”

  之前有人说他威严,他莫名其妙:“我没有发脾气、没有骂人,哪里威严?”直到最近他才终于知道,这是位置、经历、时间给他的,他开始接受并驾驭自己的气场。

  二十年余前,黄秋生在艺术学校开课,一天,一个女孩向他走来,在黄秋生身旁坐下,因为不足上课年龄,请他通融。眼前的女孩只有十九岁半,她尖尖的鼻子,气质清新,是他最喜欢的类型。他从自己和女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,写了一首吉他曲,名为《秋甜》。

  再谈起这段故事,黄秋生已记得不甚清晰。女孩的形貌、年龄,也只能想起大概。在一档访谈节目里,他弹起《秋甜》,试了几次找不到调子,摇头放下吉他。

  黄秋生说,现在这个年龄上他已经没有爱情,只有多巴胺、荷尔蒙。这个东西持续六个月,上床之后就会消失。知道这个化学规律后,动心已经没有必要。

  爱、性、家庭,这三者在黄秋生这里被分得很开。他和妻子分居,有自己的住所;他仍然很大工作量,也接烂片,为奉养母亲,供房供儿子海外读书。他逃避和柔软有关的话题,他拒绝谈起责任、柔情,仿佛那很肉麻,他小心避免把自己陷入真善美的境地。

  他说不喜欢自己认真的样子,“有幽默感”才是好的。

  好友吴镇宇把黄秋生比作黄老邪。一个用浑不吝掩饰自己的不善交际的人。你说我杀人,好我杀了,你们随便说去;他看不起人,没事时一个人吹着笛子想很多。

  “黄老邪”喜欢这个比方,却讨厌一切引申。

  说起若干年后,希望他人如何评价,黄秋生沉吟了一下,看向香港四月潮湿的雨,“我希望他们提起时会说:黄秋生,还算是一个人。”

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  作者:刘丹青
编辑:黄翠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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